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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亮、王永贵: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四维消解论析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0-03-24 [来源]:无 [浏览次数]:

(郭亮: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

语言是思维的反映。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1] 网络流行语作为个体和社会发生联系的日常用语,以其鲜明的特征引导大众意识,折射着对人们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状况,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产生向心、离心两方面作用。 近年来,学界围绕“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 但是,对“网络流行语促进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式和路径”研究比较少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 ”[2] 从网络流行语的文字符号意义,产生、传播过程,产生、传播逻辑入手,研究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促进或消解作用,对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在文字符号意义,产生、传播过程,产生、传播逻辑三个层面中的任意一个或几个层面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产生消解作用的网络流行语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底线思维”方法,探讨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消解作用(促进作用另行成文探讨),给甄别和引导网络流行语提供理论参考。

一、网络流行语的多元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性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性源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性。 主流意识形态是特定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其性质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性。 无论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形态,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不是一元的。 为了确立和巩固主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统一严整的话语体系来维护和保证自身的一元性。 话语是意识的表达形式。 “‘统一的语言’这一范畴,是语言的组合和集中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体现; 是语言的向心力的表现。 ”[3] 话语在社会文化演进中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交互作用。 具有主导性的话语体系可以限制社会杂音,促进社会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集中统一。 如果缺少主导话语作引领和支撑,社会噪音、杂音就会喧嚣尘上、聒噪不止,引起社会各阶层指导思想混乱,从而导致秩序崩塌、国家分裂、社会动荡。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建立一套统一的、严整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念的话语体系,并且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方式让这套话语体系被各领域社会成员接受,对内整合、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服从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维护自身主导地位,引领社会文化朝着既定方向前进; 对外批判异己意识形态,防止“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与侵袭”,[4] 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维护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性不仅体现在对内对外话语的统一上,也体现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统一上。 这种统一不是形式上的机械统一,而是思想内容生动统一。
然而,在网络空间里,各种社会意识交流碰撞,文化冲突无处不在,意识斗争尤其尖锐。 在多种观念交织激荡、多种文化交流融合和多种意识形态冲突碰撞中产生的网络流行语表征着多元意识形态,具有显著的多元性。 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决定了网络流行语的多元性。(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 具有多元性的网络流行语从三个层面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性。
首先,表征多元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在文字符号意义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性。 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载体,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为各种社会思潮拓展了传播渠道,提高了传播效率。 网络空间里多元文化碰撞、交流、冲突促进了文化符号的拆分和重组,不断衍生新的文化符号,产生新的网络流行语。 这些表征社会多元意识形态的网络流行语在文字符号意义上,直接表达多元社会意识形态导向,消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性。 例如,表征拜金主义意识形态的“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笑”(指盲目追求金钱至上、物质享受),“家里有矿”(指肆意浪费的人)等等。 这些网络流行语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广泛传播,冲淡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氛围,消解了主流意识话语的主导性。
其次,表征多元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过程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性。 网络流行语产生过程是文字符号重新编码和重新语境化的过程。 这类网络流行语通过重新编码和重新语境化的方式,割裂原有话语与社会文化背景、具体语境的联系,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形式来表达某种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多元主张。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表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字符号被重新编码和重新语境化,弱化或异化了原有话语意义。 同时,随着这类网络流行语的迅速传播,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占比例被不断调整,网络生态被不断重构,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不断加大,进而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氛围。 例如,“老奶奶过马路我都不扶,就服你”(指惊讶之情的戏谑表达),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扶老奶奶过马路”重新编码,给网民提供抛弃传统美德的意识导向,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性的消解。
再次,表征社会多元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逻辑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性。 多元文化属性决定了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逻辑的多元性。 每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有自己一套话语主张和逻辑体系。 无论这套话语主张、逻辑体系和现实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否一致、是否相容,它在“自由”的网络空间中总能找到安身之所、传播路径和认同群体。 伴随表征社会多元意识形态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其背后蕴含的话语主张和逻辑体系也被不断扩散,被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受众”所接受,给“受众”提供多元思维逻辑暗示,从而消解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倡导和遵循逻辑体系的主导性。

二、网络流行语的功利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源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性。 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性是指主流意识形态要“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它注重对现实生活的针砭,且在针砭中不断探求生命的高阶价值”。 [5] 主流意识形态承担着引领社会成员思想观念,规范社会成员言语行为,激励全体社会成员为改善现实社会,实现未来更加美好生活和建设更加美好社会贡献力量的使命。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立足现实社会,着眼未来社会,在社会成员可以认知的范围内,建立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社会信仰体系,创造与其相匹配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6] 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自愿将“社会信仰”作为自身投入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积极为实现国家和社会建设目标贡献力量。 立足现实社会、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社会、现实生活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性。
为了实现超越性,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着眼于理想目标,建立具有先进性的话语体系。 具有先进性的话语可以有效动员和激励社会全体成员在认知和行动上自觉遵守现实社会行为准则,克制低层次欲望,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理想,为改善现实生活,实现奋斗目标和共同理想不懈奋斗。 在肯定社会成员现实需求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超越现实需求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然而,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一些团体或个人在利益驱使下,通过创造、传播网络流行语的方式获得关注,赚取点击量和关注度,从而获得最大效益。 受利益驱使产生、传播的网络流行语具有显著的功利性。(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 具有功利性的网络流行语从三个层面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首先,表征功利主义的网络流行语在文字符号意义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无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功利主义的典型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伴随网络聊天和网络论坛的兴起,为了减少交流成本,提高沟通效率,很多网民采用简化文字符号传递信息,沟通情感。 类似于“3Q”(Thank You谢谢您)“886”(再见)这类简洁、实用的网络流行语应运而生,被网民广泛使用,提高了网络信息沟通效率。 然而,受“注意力经济”影响,网络流行语不再单纯用作交流工具之用,而被广泛地应用在产品营销和推广上。 在商业规则的支配之下,为了“吸引大众眼球,赚取经济利益”,无原则地虚假炒作、恶搞经典现象时有发生。 例如,“剁手族”(指不知不觉花费大量金钱的人)、“C位”(指中心位置)等。 这类网络流行语所表征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媚俗主张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其次,表征功利主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过程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将语言的“元功能”或者“纯理功能”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观察者’的功能(指说话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观察),‘闯入者’的功能(指向他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和‘相关’功能(指语篇的完整性、一致性和衔接性)”。 [7] 在网络世界信息高速公路上,容易引起关注的语言将会胜出,不能吸引受众目光,不易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语言将会被淘汰。 个体要将对主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感悟凝练出来,传递给受众,实现语言“观察者”功能向“闯入者”功能转化,而不被其他爆炸式的信息淹没,就要提高信息传递效率。 个体选择、淘汰、创新网络流行语的过程是判断、评价网络流行语信息传递效率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自然的优胜劣汰被异化为极具实用主义功利性的“优胜劣汰”。 而从这其中“优胜劣汰”胜出和淘汰的不光是文字,还有文字符号背后的文化含义和意识形态倾向。 伴随表征功利主义的网络流行语的“胜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被不知不觉地消解。
再次,表征功利主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逻辑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为了提高信息交换的有效性,“观察者”会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为目的,选择简化、实用的语言模式,而受众则以准确理解“观察者”传递的符号信息、减少歧义为目的,不自觉地选择信息传递最佳方案。 高度凝练的网络流行语提高了“说话人”信息传递的效率,也节省了“听话人”的智力和物质成本,简化了信息交换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成为个体网络信息交换的自然选择。 遵循这一逻辑产生的网络流行语,其符号含义及产生、传播逻辑同样影响着网络文化和社会生活,给生产者、传播者和受众提供了功利主义价值选择的心理暗示,隐喻着对社会道德文化导向的摒弃,从而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例如,“富二代”“官二代”简化了原有称谓中的多重涵义,放大了不公平现象,暗示“公平意识”可以抛弃的逻辑,助长了投机观念和“搭便车”行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背道而驰。

三、网络流行语的非理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论性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源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合法性是指“整个社会成员对目前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普遍认可、支持和拥护,它是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和前提,而且在合法性中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 ”[8] 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客观的,由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不以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为转移。 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主流意识形态要具有“道义正当”的属性,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思想观念及其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要符合社会成员公认的道德底线。 具备“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要能够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且要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 唯有如此,才能取信于民,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和信仰。 但是,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认同程度除了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合法性”阐释,也就是说阐释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要符合社会成员的认知经验和价值判断。
马克思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话语合理性的实质和含义,他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9] 任何社会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合理的话语”进行阐释,其“合法性”也就难以成为社会成员的信仰。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不断强化其“合理性”来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达到保障政权稳定的目的。
然而,在非理性网络文化交流碰撞中产生、传播的网络流行语具有显著的非理性特征。 虚拟的网络环境和容易盲从的网民心理催生了感性、偶然性、随意性特征显著的非理性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的非理性决定了网络流行语的非理性。 具有非理性的网络流行语从三个层面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
首先,表征非理性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在文字符号意义上消解主流意识话语的合理性。(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 虚拟的网络空间给了网民提供了隐匿现实身份进行信息传递、思想表达和情感宣泄的平台,网民可以随意地表达思想、宣泄情感和传递信息,而不承担现实责任。 因此,“巨婴”(指心智不成熟的成年人)“爆头”(指在游戏中集中他人头部)“虐猫”(指虐待猫等小动物)“我是流氓我怕谁”(指自称无赖而谁都不怕)等表征非理性意识形态的网络流行语可以在网络世界迅速传播。 这类“网络流行语”因满足猎奇心理而极易形成“群体极化”,催生“网络暴力”和“人肉搜索”等非理性行为,渲染非理性话语氛围,加重非理性社会心理。
其次,表征非理性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过程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 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过程是非理性的网状传播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承载“非理性”判断标准的网络流行语不断产生和传播,传统的“道”和“义”被不断搁置和抛弃,“道义”和“非道义”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判断的依据和逻辑规则被不断冲击和僭越,“真理”在此语境中不复存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被不断质疑和消解。 例如,“三年血赚,死刑不亏”(指侵犯了漂亮未成年少女,即使被法律严判也值得),起源于网友“三年起步,最高死刑”(指见到未成年少女,再漂亮也不能动心)的发帖,在传播过程中被跟帖网友随意改成“三年血赚,死刑不亏”,并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迅速传播,其文字符号及其背后隐含“抛弃道德、蔑视法律”的潜在主张是对主流意识形态“遵纪守法”合理主张的消解。
再次,表征非理性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逻辑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 意识形态话语的合理性依赖于社会成员根据一定的道义准则作出的判断和评价。 那么,意识形态本身“合法性”越强,判断标准———“道义准则”越明确,社会成员认识越统一,意识形态话语“合理性”认同越容易形成。 反之,意识形态话语“合理性”形成的成本就越高。 想要人们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要按照社会成员默认的社会“道义准则”适度阐释主流意识形态,让社会全体成员坚信主流意识形态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 然而,在信息繁杂的网络世界中,网络流行语感性的表达、随意的选择、任意的扬弃、偶然的流行不再遵循理性逻辑,“道义准则”不复存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宏大叙事逻辑随时面临被误读、被抛弃的可能,其“合理性”也就难被认同了。

四、网络流行语的颠覆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源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先进,不能仅以“它的意识”为依据,而要放到物质生活矛盾中去考察,即“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10] 具有先进性的社会意识形态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虽然,每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极力地阐释自己的观念、信仰和思想体系,论证自身主张的先进性,但并不是每种社会意识形态都能站得稳脚跟,得到人们的认同。 社会意识形态想要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先进性,还依赖于其话语的权威性。
主流意识形态要通过具有权威性的话语体系在理论上阐明政治主张的先进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驳斥和反击异己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渗透,赢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 在实践上推动政治主张的社会化,吸引和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目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理想目标贡献力量。 权威是极具公众影响力的威望。 当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具有权威性,它的主张就会被人们所信服,它的号召就会被人们所响应,这种话语所产生的“知识力量”就能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汇集成巩固自身权力的强大力量。 没有权威的话语体系,再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有可能面临“有理说不出”“说出叫不响”“叫响人不应”的局面。
然而,在极度开放的网络空间中,敌对势力伺机而动,不良文化趁虚而入。 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传播,发出噪音、放大杂音,鼓动网民宣泄不满,仇视社会。 这类叛逆传统、质疑权威、反叛主流的网络流行语具有显著的颠覆性。 具有颠覆性的网络流行语从三个层面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
首先,表征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在文字符号意义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 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生成和传播的主体、渠道、内容管控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可以采用强制手段控制话语,让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在大众媒体上没有传播空间。 在新媒体时代,话语生成、传播的渠道极度扩张,纯粹依靠强制手段掌握、控制话语传播已不可能实现,表征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伺机觅得栖身之所和传播空间。 例如,“烤肉”(某企业为了炒作将革命烈士邱少云称为“烤肉”)诋毁英雄、抹黑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 “有钱就任性,没钱就认命”(指有钱可以随意挥霍,没钱只能任由天命)放大了不合理现象,质疑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
其次,表征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过程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形成的过程是主流意识形态同非主流意识形态争取公众信任、赢得认同的过程。 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生、传播会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参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控制话语”和“反控制”话语同时存在。 表征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互为“控制话语”和“反控制话语”关系。 如果说在现实社会的理性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话语”容易形成优势的话语,那么在网络空间非理性的语境中,“反控制话语”反而更加容易占据上风。 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过程也就是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反控制话语”随机生成、任意传播的过程。 伴随“反控制话语”产生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被不断弱化、被不断消解。
再次,表征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逻辑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在网络世界中,话语想要吸引眼球不被淹没,其选择的路径往往是“求异”而不是“趋同”。 当“求异”作为话语生产逻辑为网民所遵循的时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其产生、传播过程就有可能遭遇“沉默的螺旋”。 在其产生、传播的任何环节都可能被缩小、放大、解构、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时刻面临被否定、被颠覆的风险。 而从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网络流行语视角分析,无论它在产生、传播过程中怎么变形,其携带的文化基因都能产生“模因效应”,从根本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 例如,“党媒姓党”是党的基本宣传原则,被某大V公知在微博上公开质疑,企图在特殊语境下歪曲和颠覆党的宣传原则。 “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颠覆了“党性和人民性一致性”的原理,恶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氛围。

五、小结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以来,网络流行语“以最真切、最感性的方式折射着日常生活背后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它一头连着日常生活,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客观记录,另一头又表征着时代的价值观,映射着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 [11] 网络流行语是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反映,必然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意识形态。 不同类型的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促进或消解作用的方式、路径、大小不尽相同。 受语音、语形、语境等因素转变的影响,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促进或消解作用也不断变化。 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过程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重要作用。 主流意识形态要从文字符号意义,产生、传播过程,产生、传播逻辑中的三个层面加强甄别、研究和引导,发挥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消除消极影响。
一要针对多元性网络流行语的消解作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性。 无论是在网络空间,还是在现实世界,统一的语言规则体系生成“共同语”,产生“向心力”; 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成社会杂语,产生“离心力”。 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观念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过程,建构网络空间“统一的话语”体系,维护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作用,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二要针对功利性网络流行语的消解作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先进性。 “网络流行语不仅是‘交流工具’,还是社会文化载体”[12],在个体思维和社会文化发展中间起着中介作用。(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 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要通过强化网络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消除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消解作用; 另一方面,要通过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传播,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在自觉遵守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框架下诚实劳动、艰苦奋斗,实现人生价值,发挥网络流行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促进作用。
三要针对非理性网络流行语的消解作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合理性。 非理性网络流行语抛弃传统、僭越社会公义,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理性导向和理性逻辑。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非理性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的偶然性、爆炸性和危害性更加强烈。 因此,要建立完善网络流行语的监管机制,加强甄别和引导,限制非理性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传播。 要利用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规律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阐释和“合理性”论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接受、认同、信赖主流意识形态。
四要针对颠覆性网络流行语的消解作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性。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性的确立对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加强网络流行语的研究和甄别,善于通过语义转换、重新语境化等技术手段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 要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和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强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网民政治鉴别力,不给带有颠覆色彩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的土壤。 (责任编辑: 杨斯涵  校对:耿春晓)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2]中央宣传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3][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4]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5]郭国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36页.
[6]王永贵:《全球化态势下意识形态功能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
[7]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8]王永贵:《全球化态势下意识形态功能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页.
[11]吴学琴:《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流行语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12]郭亮、王永贵:《网络流行语产生、传播流变对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及启示》,《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
(文章选自《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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